[12] 牟宗三《从陆象山到刘蕺山》，页229~231。

这个种子自然是诸行或宇宙的本体了。二，明代王阳明始反对程朱，而说心即理。

若从其成为官能的灵明而言，又应说此自动的力是後起的，是虚妄的。就玄学底观点来说，这个整体本身并不是实在的，而只是绝对的功能的显现。[34] 说宇宙精神就是讲宇宙存在的活动意旨，至於宇宙的存在有翕之作用的物质化原理使其成立，但只有物质世界仍不能成其为一有意义的整体存在界，它需要有宇宙的精神，也就是宇宙的心，也就是辟的作用原理的功用，毕竟，有了物质存在的现象世界之後就需要有领导统御其运行变化的动力，此辟之作用於翕的意思。可以说熊十力建立新儒学有功，但批判佛家之立论基础不稳，所谓的佛家意旨，都是他的兴致所至之执意选取的对象而已。我们应该承认，万物都是我心所感通的，万有都是我心所涵摄的，故一言乎心，即知有境，一言乎境，知不离心。

………恒转现为动的势用，是一翕一辟的，并不是单纯的。以其为吾人所以生之理，曰性。夫众方嘻嘻之中，而犹出涕嗟若。

本文之作，即是以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法，澄清朱王之别异，主张其并非对立之作。无论如何，阳明对朱陆之争的态度是建议子弟不要去议论，但是对朱熹有义理上的直接批评，不过又作《朱子晚年定论》一书，以为朱熹与阳明自己也是同道，关键正是朱子书信中有许多自我反省的话语。伊川对於客观言之的於穆不已之体以及主体言之的仁体、心体与性体似均未能有相应之体会，既不同於前三家，亦不能与先秦儒家之发展相呼应。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，竭其心思至於三日，便致劳神成疾。

相关讨论参见拙着《南宋儒学》＜第十二章：鹅湖之会与朱陆之争＞。实则非朱子之定论，而乃阳明之定论也。

至於朱熹跟告子的说法，首先只是专注於那个价值意识的本身的客观知识性定义，如对父母是孝而非慈、对兄长是敬、对弟妹是爱、对朋友是信等等原理，岂可混乱。但阳明主张自己的方法与朱熹不同，这是可以做哲学讨论的，而笔者则是不同意两者的哲学理论有甚麽根本上的对立的。殀寿不贰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此惟圣人而後能然，故曰此生知安行，圣人之事也。

否则似是轻於叛孔、重於背朱，意即不敢反对朱熹的修改，就等於是敢於反对孔子，这样就变成反对孔子反而很容易，而反对朱熹变成不敢去做了。二、阳明对朱熹穷理工夫论的批评 以下先讨论阳明对朱熹哲学的直接批评意见，首先从工夫论说，事实上，阳明学说中的创造部分主要就是工夫论旨，当然在他的工夫论旨之外，仍有形上学问题的意见[7]，但核心还是工夫论。[27] 参见象山原文：朱元晦曾作书与学者云，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，故游其门者，多践履之士，然於道问学处欠了，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，故游某之门者，践履多不及之。曰：然，此是文公不可及处，他力量大，一悔便转，可惜不久即去世，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。

事天虽与天为二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，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，若俟之云者，则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，犹有所俟者，故曰，所以立命，立者，创立之立，如立德、立言、立功、立名之类，凡言立者，皆是昔未尝有本始建立之谓，孔子所谓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者也，故曰此困知勉行，学者之事也。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，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，不得不辩。

若其余文羲解得明当处，如何动得一字？[34] 王阳明说自己的心与晦庵的心未尝异也，是说追求理想的儒者境界之心意是相同的，但是入门下手的方案却有所不同，於是将有毫厘千里之分。劳思光《新编中国哲学史》台北，三民，1990年11月，六版。

无论如何，阳明批评朱熹的义外之说却是一记重击，故应为朱熹辩析。而这也正是阳明的意见，阳明倡知行合一，故而尊德性与道问学乃两相为用，而且尽精微即所以致广大也，道中庸即所以极高明也，皆是两相为用。然二人之主张虽异，而其所讨论之问题，则大致相同。当然，这些工夫论或存有论的理论也直接是文本诠释下的理论，或依《大学》、或依《中庸》、或依《孟子》，只是这些讨论脉络里哲学问题意识极为明确，因此本文先以哲学基本问题为标题而专节处理之。盖心之本体自是广大底，人不能尽精微，则便为私欲所蔽，有不胜其小者矣。他把於穆不已之体（道体）以及由之而说的性体只收缩提练，清楚割截地视爲只是理，即只存有而不活动的理。

阳明复制孟告之辩，以为朱熹有义外之立场。[4] 参见，《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》，陈荣杰着，台湾学生书局，1988年2月修订再版，页457。

[14]《传习录中·答顾东桥书》 [15] 《朱子晚年定论》阳明子序曰：洙、泗之传，至孟氏而息。（七）物我一理，才明彼，即晓此。

吾尝深求其故，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乱之。（五）物必有理，皆所当穷。

虽每痛反探抑，务自搜剔斑瑕，而愈益精明的确，洞然无复可疑。是可以知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。一般人的毛病是，不去实践，却藉口要先知道方法细节，再来实践。[11] 或者说朱熹在谈的是客观的道德知识，而阳明在谈的是道德实践的主体自觉。

[5] 参见，《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》：阳明单采一边以为定论。王阳明的解读却不然，基本上就是创造性误读，阳明割裂朱熹依《大学》次第讲工夫之意旨，单提格物致知一事以为朱熹工夫论的全貌，并以其为求事理於心外，故有义外之说。

本文批评朱熹的格物说，是即物穷理，故而析心理为二，是告子义外之说。文中，王阳明亦说至善是心之本体之旨，此即是预设形上学的性善说，以此性善之本体发为心行实践之工夫，此亦同於孟告之辩中的孟子以仁义为内之说之意旨，可以说阳明是在谈主体实践的工夫，主张义是由心内发出的，这正是谈的本体工夫论，然而，此义亦决是朱熹所重[13]，惟在工夫次第中讲先知後行时，朱熹就是在谈社会实践的事务客观处理原则，与阳明所谈的问题不同。

以下这段文字，是阳明针对朱熹的《孟子》文本诠释提出的批评意见。工夫理论都错了，则工夫岂能做对？则亦等於进入了对朱熹工夫做不好的批评了。

[31] 这一段文字是针对《孟子尽心篇》一文的讨论，《孟子》原文如下：孟子曰：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今当反身用力，去短集长，庶几不堕一边耳《朱子文集·卷五十四·答项平父二》，页2550，台北：德富古籍丛刊，2000年2月。合心与理而为一，则凡区区前之所云，与朱子晚年之论，皆可以不言而喻矣。依据阳明自己的创造性解读，古本文义宗旨已然可解，不须修改，朱熹的修改反而有误。

因此，其互相批评之间，究竟是发生了甚麽问题？此即本文要探讨的主题。韩氏云：佛、老之害，甚於杨、墨。

对於阳明，人生的苦难磨练无一不是良知发动之後才得度过艰难的，他自幼聪颖过人，名物度数从来不是问题，倒是在道德实践的过程中遭受无限的痛苦，此时是否仍能坚持仁义之心才是真正的问题，因此坚持仁义的本体工夫才是他以为的先後之先，因此要求做本体工夫、提起主体（亦即致良知）意志才是他所关切的工夫实践之重点。这也正是笔者的基本立场。

其实，依据阳明所编着之《朱子晚年定论》的精神标准，朱熹上述那一段话，是很可以编入《朱子晚年定论》里的，因为那正是一套反省尊德性不得力的话语，因此正是可为阳明引为同道的切己自修的路数。故能细微曲折无所不尽，则私意不足以蔽之，自无许多障碍遮隔处，如何广大不致。